一、信息公平享受是民主前提之一
看着电视里那些动乱行动中的年轻面孔，你也许该惊讶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又几近一生的人们，怎么就与达赖忽然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你更会惊讶怎么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怎么就还有这些不安分的动乱分子存在于世？很显然，简单归结这样的事情起因是受境外政治集团达赖的唆使，是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被恶意煽动而为是很难圆说的。
毛 泽东有段论述，大意是说任何革命运动总是由知识分子打先锋，工农后而跟进。我是信服这个说法的。那么知识分子就如何要“总是打先锋”，工农为何就要“而后跟进”呢？我想这大概除了跟知识者明智，善思辩而前瞻，工农者务实而脚踏实地相关外，亦跟自己阶层的职业而成社会地位相关，进而社会地位决定了该层次于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取舍，或者干脆说是得失利弊。动 乱其起因因此呈现多元，绝非简单结论可为之。而从现行国内传媒对西藏近期所发事件的定性所见，过早地下结论显然此举也嫌过早了些。
之所以说下结论过早，可以由党内最高西藏地方官员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庆黎在事发后不久（18日）的言论得出“严峻的斗争现实再次充分表明，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是影响西藏稳定的主要根源，是西藏发展稳定的最大心腹之患，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我们正在同达赖集团进行着一场血与火的尖锐斗争，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一个明显的印象是，通篇言论仿佛是一篇愤怒的诗歌，一篇鼓舞士气的檄文，一声冲向战场的号角：“心腹之患”、“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一场血与火的尖锐斗争”、“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等，却看不出任何力度的证据坦陈和支持。因此足以结论为是形而上的唯心观，是法制素养的缺失，是犯了政治幼稚病，也因此令人感慨历来处理此类事件多是如此，先有结论，后而填空“证据”，最终导致的只能是小道消息盛传，视听混乱、疑惑以至怀疑，公信力大大衰减。这也恰恰是西方个别媒体之所以趁机“制造而出”的新闻成为热传，而国内的种种缺乏资讯证据支持的“空泛定论”又倍显虚弱无力的直接原因。
以上点滴看法不算新鲜，还是回到开首主题，显然资讯的真实传递失败导致了民心向它。李敖就曾对共 产党的宣传做过如是评说——
……当时（指战争年代）毛 泽东主持的就是宣传部。所以，为什么共 产党会搞宣传？……今天，我李敖就必须说，共 产党宣传本来是第一流的，可是现在慢慢地退步了。为什么退步了？为什么你们的宣传有的时候发生了反的效果，或者宣传达不到你们所需要的效果？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宣传本身出了点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检讨的原因…… [自李敖《“停电状态”轻松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宣传本身出了点问题”的事实是我们共所周知的，这也是童叟皆知的现实。童与叟也许无多文化，但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不喜欢”，这已足够！
事件发生后，最早听到的民众反映便是怎么“又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达赖反动集团”……那些看起来还很年轻的西藏人怎么就会与反动势力忽然有了那么多的牵扯？问题不仅仅是问题，其暗里预示的则是民众的不信任感。
果然，按照惯例，于突发事件之后三至四日，才由中央权威部门出面宣布一些看似证据的说法，自始至终，自说自演，没有任何第三方媒体的公允调查结论。
资讯的真实与否，成为前一阶段民间舆论的焦点。这也是我始终难以认识的原因。即时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也力戒自己万万不可先结论，后而贴补论据。因此我想说的是又一个老套子的话题——民怨是否存在？汉族地区广泛存在的地方官员贪赃枉法，欺上瞒下，坑害百姓的现象是否也在藏族地区蔓延？尽管如此看法仅为多元其一支，但愿意讲出来共同讨论。
二、民族问题 根深蒂固
我与藏族同胞未有过从，至多去过一些藏族自治边界地方。我所说并非旅游观光，而是居住，因为亲戚的原因。我也因此了解到汉藏民族关系问题并非宣传所言那么风平浪静。这有点像似一种传统，当然属劣根范畴了。我所居住之地属甘南岷县境地，1960年，天灾人祸，饿殍遍野，原本盛产草药，缺乏粮产的岷县百姓就时常奔袭数里，翻山去往藏族阿不楞地区盗马求生，也因此，汉藏矛盾频仍，时常发生民间武斗，相互进犯，不能安生。按说这样的民族间打斗也不可简单视为全局失控，邻里邻居间还会有个口角什么的，这样的民间事情的发生也就只能称得上是宗族矛盾而已，不成气候。一方面，中央的把控不太会，也不必细微到如此境地，例如，直到1968年文革进程已是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去岷县躲避武斗时尚可利用“袁大头”（一种银制钱币）在市场上完成民间交易（剃头、交易药材、在摊子上吃饭等），只有国营商店才通用人民币。文革中刘少奇已被打倒，但在我去的农民家中依然可以看到中堂上毛主席和刘少奇标准像比肩高挂。而另一方面令人深省的则是——1949年后（西藏为1951年解放），中央先后对民族自治地区的控制却有频多失误。说这个往往令人狐疑，也因此又叫我们不得不反思建国以后的文艺宣传、新闻传播的长期误导所造成错误印象。事实是除了中央大政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扶持、融合、宽容外，一种隐形的汉控制却在不胫而走。曾经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的自治区党头必须是汉民，少数民族领导只做行政副手的无形规定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逐渐打破。除此，汉人在自治区行政范围的存在还体现在由于北京的控制，导致各自治区首府机关干部大院里盛行汉语普通话，与院外民族大环境形成鲜明区隔。这些也是为什么在远离北京的各个自治区首府里可以听到机关大院里流行纯正普通话的原因（并非普通话普及得好）。这在乌市、呼市等地皆可见。
在中国，民族问题只可相对维持，当然不排除可以维持得很好，以至长久万代，但万勿期望两族之间单一控制。可以交换、交易、潜移默化、取长补短，但不可取而代之、甚至扼杀。由于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殃及了西藏地区而导致文化损毁的历史梦魇正是一次违反汉藏权益规则的恶性案例。中央于近些年注入巨资为其恢复所破坏的举措就是一次善意的赎罪行为（怎能摆出一幅施舍行善的面目呢）。
民族问题不要试图一蹴而就，在维持中华民族大家园安全之底线上，即使不好高度自治，也是可以考虑中高度自治的。在如今事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依然将错就错，以语言上的巨人完成精神上的胜利，却丧失的可能是藏民族的人民自尊。结果会越发不好。处理民族问题我们拒绝鹰派！
三、民怨积累 不可忽视
但凡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显而易见的成功是一个当政者的当然骄傲。但是越是发达了，越是容不得听到批评、意见，乃至指责与攻击，那就是万万要不得了。贫富两极之分化，由分化而引发的人人间矛盾正是目前高速发展之中尚存在着的矛盾焦点。而绝对一律的富裕与绝对一律的贫穷一样，是不存在于世的。但它们是可以转换而求得相对值的。这是一个长期工作的目标。甚至是要一代代搞下去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若是在此又加入了人为分化，那就无异于雪上加霜了。
遍布全国各地的地方管理官员的贪赃枉法，事实上的地方割据，制造出了无法数计的新地主、新资本家、新恶霸，正在形成的这样一个网状控制层。其实是最为危害的关键。因为它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层——国家机器的至高权威。
我曾骑行八千里去过西部四省访问农牧民百姓。所闻所见，据被访者所言多是如此方面问题。在回到北京的接风会上，有中 宣部的一位私交参会，席间感慨，并质疑我道：“这些现象我们又谁不知道啊？你是说出来了，还跑了八千里，带回来的就是一个已知结果，又有何用？”我当然不计较这位朋友的激烈，但他的发言所说明的问题在于一个为众所知的问题的事实存在，就此自上而下地放任自流，这才是最可怕！
现在再来看那些西藏骚乱中的年轻面孔，他们又何由参与打砸抢？他们又何由从乱中可以取益？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根茁又苗壮的年轻西藏后生又何以要生出那么大的恨，那么大的仇呢？若是没有积怨，若是没有疲累所使，若不是在他们那一生的共产主义学习经历中发现了难以解脱的困惑的话，他们难道是属先天问题青年，自出娘胎就脐带缠喉，羊水倒灌，亦饥饿七七四十九天而为饥饿暴民？生出来就是为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以至于2008年春初的一次拉萨街头闹腾中就必须是急先锋吗？
一个时期来，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基层政府的掌控不能不说显现无力，在我的草原访问途中，听到最多的出自农民之口的话就是“中央是个好中央”、“胡主席、温总理是个慈面菩萨，就是地方上不好！干部为非作歹！”的朴素之言。听如此之言，我们的心情还能够很是舒坦吗？中央的“退耕还林”、“禁牧圈养”之策以及相应的土地补偿制度，不能不说是对防沙固土，改善生态气候环境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在全国广大农村实施的“合作医疗制度”以及2007年开始实行的在农村免除学生学杂费、书本费、补贴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等等，又不能不说是福祉黎民的善举。但是，我们眼底所见的上情是否就做到了不折不扣地下达了呢？至于所实施的在农民最为关心的减免政策和补贴政策是不是真的没有被地方官员无理克扣或者挪为它用呢？这也就是我那位中 宣部任职的朋友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存在。
我们不得不说，由中央到黎民，中间出了个“脉管炎”！不治不可，不治必将断弦儿！
现在骚乱突然来了，接着又被平息了，然后站出些官面人物宣称谁谁正义，谁谁可憎，谁谁是被利用，谁谁又是罪大恶极之人。这些都是不用说就预料得到的。把民众当作了阿斗，说给你什么给你你就乖乖地听着的事情在资讯繁荣，网络发达的社会里已经是笑谈。问题是乱是静下来了，而你治乱的方略还没有诞生，那些依旧为非作歹的阶层依然在暗中做着疯狂交易，那么你能保证以杀鸡哧猴的方法就可以做到一劳永逸吗？就可以做到从此天下太平吗？
民怨何来，积讹成蠹，追本寻源，安神固本，不要任意时候都要归咎于某人某事某情。毕竟不该由警察治国，少谈阶级斗争，多谈些人文根本，多为农民做出些实在事情而不存折扣，不然的话，民心飘荡，无从根须，心若是飘无定所了，家也就散了。
如此一看，那些西藏街头的年轻面孔该又是多么令人感到可憎、可怜、可悲和不幸，“不幸”才是重要！
